▲Elgar：Violin Concerto/ Campoli / Sir Adrian Boult /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Decca Eclipse ECS 675Electronic Stereo
▲Elgar：Violin Concerto/ Itzhak Perlman/ Daniel Barenboim /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Deutsche Grammophon 2532 035
▲Elgar：Violin Concerto/ Nigel Kennedy/ Vernon Handley /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EMI Eminence AE-34474
艾爾加酷愛諧音梗、猜字謎、雙關語，且終身樂此不疲。他在1899年6月19日首演的《謎語變奏曲》(Enigma Variations,Op.36）當中，標示著13個親朋好友的局部姓名、暱稱或縮寫，倒數2首原本標示「L」，有個〈浪漫曲〉副標題，後來乾脆以3個星號「* * *」替代。他透露：「星號代表一位女士的名字，當我寫作此曲時，她正在海上旅行。」在首演節目單上，艾爾加對《謎語變奏曲》又加上一段解說文字：「……整部作品從頭到尾另有一個更大的謎題在其中，不過，並不是用來演奏的。」這個「更大的謎題」，沒有人知道指的是什麼？他在1897年7月14日寫給多拉．潘尼（Dora Penny，1874~1964）的一封史稱「多拉貝拉密碼」（Dorabella Cipher）的加密信，直到2011年12月才被加拿大密碼學家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成功破解。但他在1910年完成的《小提琴協奏曲》（Op.61）手稿開頭處，留下一句神秘的西班牙語題詞――「此處囚禁著.....的靈魂」（Aquí está encerrada el alma de.....）――當中的「五個點」究竟指誰，至今仍是未有定論的謎團。
艾爾加的傳記作者甘迺迪（Michael Kennedy）說，其實艾爾加最初的題詞是「Aquí está encerrada el alma del.....」，但他覺得「del」明顯透露謎底是一位女性，於是去掉「del」裡的「l」，變成中性的介係詞「de」，讓跟在後面的五個點變得更撲朔迷離、耐人尋味。艾爾加本人顯然很享受這種商業炒作，這五個點果然跟整部協奏曲一樣受到關注，甚至還有點喧賓奪主，它像模糊焦點的煙霧彈、也像誘敵深入的華容道，讓性喜八卦的吃瓜群眾們拼命「肉搜」艾爾加所有姓氏或名字是五個字母的紅粉知己。目前最多人（包括甘迺迪）主張、同時也是有最多證據支持的候選人，是艾爾加的一位女性友人，叫愛麗絲．斯圖爾特—沃特利（Alice Stuart-Wortley，1862~1936）。她是畫家約翰．米萊爵士（Sir John Millais）的女兒、一位國會議員的妻子，她跟作曲家的煮飯婆「家花」同樣都叫愛麗絲，於是艾爾加給外邊的「野花」起了個綽號，叫「風信子」（Windflower），《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溫柔而內省的第二主題就標記著「風信子主題」。比艾爾加大9歲的「某大姊」愛麗絲（Alice Elgar）怎會不知「家花哪有野花香」的道理？但她對作曲家老公明裡暗裡保持與一狗票年輕美咩的曖昧友誼或露骨迷戀從未感到不安，她甚至給「我最親愛的同名者」寫過許多熱絡、體己的信，她鼓勵艾爾加這樣做，因為沒有「風信子」，哪來的「風信子主題」。
《謎語變奏曲》當中就有好幾個這樣的女性。其中，位在艾爾加內心最深處的，無疑是他暱稱為「多拉貝拉」、也是《謎語變奏曲》第10段的主角多拉．潘尼。多拉嬌小美麗、個性開朗但有點口吃，她是渥弗漢普頓教區潘尼（Rev Penny）牧師的女兒，她的生母在生下她6天時就過世，繼母是《謎語變奏曲》第4段變奏的主角威廉．貝克（William Baker）的妹妹。多拉19歲起便常與艾爾加一家人度假，她十分迷戀艾爾加，幫忙整理艾爾加的草稿，當作曲家把自己鎖在書房裡時，多拉是唯一可以自由進出的伴侶、如夫人兼繆斯女神（註1）。而前文提到的「多拉貝拉密碼」加密信，就是夾帶在「家花」愛麗絲給多拉一家人的感謝信（註2）當中一併寄出的，加密信的背面甚至還明目張膽地寫著「潘尼小姐」。這封信由87個密碼字元組成，共3行；這些密碼字元可歸類為24種，每一個都由1到3個近似半圓組成，方向有8種，第3行第5個字元後面有1個小點（如圖）。據多拉本人晚年說法，這封信一直被她鎖在抽屜裡，直到1937年，她才將影本收錄到她寫的《艾爾加：變奏曲回憶錄》（Edward Elgar: Memories of a Variation）中。她聲稱原件已遺失，且自己從未得知加密信的真正意義。這封加密信經密碼學家亨德森破解，全文是：「為什麼我很傷心，貝拉。我像下垂的玫瑰一樣蔫巴。EE(Edward Elgar）一直很喜歡你，多拉。我知道我囚禁了一個我愛的人，用我所有的情感。」
此外，《謎語變奏曲》第13段的典主「 * * * 」經音樂學家們考證，普遍認為是瑪麗．萊根（Lady Mary Lygon）女士，他們都是根據艾爾加原本的標題「L」去猜的，萊根的姓氏首字母是「L」。沒錯，瑪麗．萊根當時的確跟艾爾加走得很近，她經常在馬德斯菲德宅院（Madresfield Court）舉辦業餘性質的音樂活動，艾爾加曾說：「瑪麗是最像天使的女人，……我很喜歡讓她感到高興――太少人值得我取悅了……」1899年5月，瑪麗跟隨被派到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擔任總督的哥哥前往述職，當時《謎語變奏曲》正好剛完稿，艾爾加正在為每一段變奏安上謎樣的標題，當時瑪麗「正在海上」，他「順水推舟」，拿瑪麗當此段變奏的障眼法，並把第13段變奏標題命名為「L」。其實，艾爾加創作第13段變奏時，心裡想的是另一人，那人在16年前的季夏也在海上旅行。為了暗示猜謎者，除了瑪麗．萊根，典主另有其人，他把標題從「L」改成「 * * * 」。
據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英國音樂評論家紐曼（Ernest Newman）考證，這另一個在海上旅行的人就是在萊比錫唸書的鄰家女孩海倫．韋弗（Helen Weaver，1860~1927）。海倫的父親開的鞋店就在艾爾加的父親位於渥徹斯特（Worcester）高街（High Street）10號的樂器行（Elgar Brothers’ music shop）對面，艾爾加對她深深著迷。他倆跟所有年輕情侶一樣鎮日膩在一塊，談的不是音樂、就是看過的書，除了親嘴、擁抱、數星星，就是更多的親嘴、擁抱、數星星。1883年仲夏，兩人不顧雙方家長反對私下訂婚；1883年7月1日，艾爾加在給醫師朋友巴克（Charles Buck）的信上稱呼她為「我的新娘」；整個夏天，艾爾加開口、閉口都是海倫，他的哥兒們聽得耳朵都長繭。詎料那年夏末，海倫的母親肺結核病危，海倫從萊比錫趕回來，只來得及辦喪事。海倫旋即以自己也疑似患了肺結核為由解除了婚約，前往紐西蘭養病，從此再也沒有回來；1890年，海倫嫁給奧克蘭一位成功的銀行家蒙羅（John Monro）（註3）。初戀總是最美，就算換了時空、變了容顏，海倫依舊盤踞在艾爾加心頭，這段變奏是首充滿愛意的〈浪漫曲〉，當然也是他寫給未婚妻海倫的懷舊情書。
如果「正在海上旅行」的典主不只一人，為什麼「風信子」非得是愛麗絲．斯圖爾特—沃特利？音樂部落格「On an Overgrown Path」版主Pliable就提出第二個可能的人選。他說鮑威爾夫人（也就是多拉）在她的《艾爾加：變奏曲回憶錄》書中提到，「家花」愛麗絲曾親自向她透露，樂譜上的五個點指的是一位富有的美國朋友朱莉亞．沃辛頓（Julia Worthington）。艾爾加形容沃辛頓夫人像「慈母一般」，他夫妻倆接受沃辛頓夫人招待，到她位於佛羅倫斯郊區的西利別墅（Villa Silli）作客期間，他動手創作了《小提琴協奏曲》的開篇主題。這位版主甚至聲稱他買到一本夾著一封鮑威爾夫人親筆書信的二手書，信中寫道：「我信守了對艾爾加夫人的承諾，四十年來從未洩露『五個點的秘密』，但我發現似乎沒有人關心真相（註4）。《泰晤士報》某作者就曾說：『不爭的事實很無聊，令人難以忍受』！」但多拉說的是真話嗎？關於艾爾加與沃辛頓夫人的友誼，留存至今的信件寥寥無幾；但艾爾加與「風信子」間魚雁往返超過400封，時間跨度長達數年，艾爾加甚至在信中稱呼《小提琴協奏曲》為「你的協奏曲」或「我們的協奏曲」。更令人信服的是「風信子」遺留一張便箋紙，上面有艾爾加親筆寫的「Aquí está encerrada el alma del.....」，簽署日期是1910年9月22日。多拉跟艾爾加夫人牽拖沃辛頓夫人，很可能是有意移花接木、掩蓋真相。此外，可能的人選還有好幾位，艾爾加的另一個傳記作者摩爾（Jerrold Moore）就認為，《小提琴協奏曲》的每個樂章背後都蘊藏著鮮活的靈感和逝去的靈魂，第一樂章是愛麗絲．斯圖爾特—沃特利和海倫．韋弗，第二樂章是艾爾加的妻子和母親，終樂章則是倫敦交響首席小提琴家「比利」．李德（William H."Billy" Reed）和已故的諾維羅出版社編輯耶格（註5）。甚至還有走火入魔的好事者，從首演者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使用的1741年瓜奈里「耶穌」（Guarneri "del Gesù"）小提琴，推測那「五個點」指的可能是耶穌（Jesus）。
艾爾加自學成才，21歲（1878年）時加入渥徹斯特三合唱團音樂節（Three Choirs Festival）管弦樂團，擔任第二小提琴手。儘管他的《弗洛伊薩》序曲(Froissart,Op.19）在1890年9月9日渥徹斯特音樂節上就演出過，但直到1893年，他都還在樂團裡拉琴。他在首演節目單上寫道：「我演奏小提琴只是為了賺錢，因為只靠作曲養不活我自己。」大約與《弗洛伊薩》同時，他還創作了一首鄉下音樂家級別的小提琴協奏曲，但是據他的另一個傳記作者珀西．楊（Percy M. Young）說法：「他跟他的偶像布拉姆斯一樣專注完美、近乎苛求，於是隨手就把樂譜銷毀了。」1904年6月，艾爾加收到德國指揮家艾特林（Henry Ettling）的來信，信中說：「克萊斯勒對你的清唱劇《傑隆修斯之夢》（The Dream of Gerontiu,Op.38）讚不絕口，他還聽說你創作了一部小提琴協奏曲，請我問問你，是否願意將小提琴協奏曲的首演權給他。」正是克萊斯勒這個投石問路的請求促使艾爾加在1905年10月22日決定以作曲家身分寫一首供世界級獨奏家演奏的《小提琴協奏曲》，寫下第一批草稿。但隨後的創作過程並不順利，許多優美的旋律都先「借」給當時醞釀已久的《第1號交響曲》（Op.55）使用，直到《第1號交響曲》1908年12月3日首演成功後，才在1909年4月至1910年8月5日間密集完成了這部作品，題獻給克萊斯勒。1910年11月10日在倫敦女王音樂廳的皇家愛樂協會音樂會上，由艾爾加指揮倫敦交響伴奏克萊斯勒，進行首演（註6），最後的鼓音落下，艾爾加與坐在樂隊裡的比利眼中泛著淚，激動地說不出話。隔（11）日《每日郵報》（Daily Mail）形容「觀眾像迎接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戰凱旋歸來的英雄一般，給予15分鐘熱烈掌聲」，此曲被譽為貝多芬以來最偉大的小提琴協奏曲。
艾爾加的《小提琴協奏曲》不僅是他最長的一首器樂曲，也是小提琴協奏曲標準曲目當中最長的，演奏時間至少要46分鐘，包爾特（Adrian Boult）指揮倫敦愛樂伴奏韓黛兒（Ida Haendel）的EMI版甚至超過55分鐘，幾乎是大部分標準曲目的兩倍長；且小提琴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從未被樂團掩蓋，這十分考驗獨奏者的專注力及耐力。儘管克萊斯勒是這首《小提琴協奏曲》的最初提議者、也是受獻者，但他在《小提琴協奏曲》的錄音上，卻選擇了缺席。克萊斯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幾次演奏這首作品，但後來都只演出刪節版，原因是在兩個樂章之後，還有一個比第一樂章還長、帶有深刻內心戲華彩樂段的終樂章，他感到厭倦（註7），他已無力攀登這座高峰。天殺的篇幅讓「小提琴之王」克萊斯勒頂著受獻者光環、卻只能演出刪節版，他開始對報章三不五時提到的「協奏曲篇幅很長、技巧艱難、非常精彩」、「作曲家對『高貴』（"Nobilmente"）這種表情符號強烈迷戀」等字眼十分感冒，他感到「寶寶心裡苦」，只說：「我非常不喜歡『高貴』這個詞。」戰後，隨著錄音技術的普及，他更害怕錄音這項新技術帶來的「永生」會讓他力有未逮的證據流傳千古。因此，克萊斯勒拒絕與艾爾加進錄音室灌錄這部作品。不僅如此，錄音進入電氣時代後，所有大師都摩拳擦掌想留下自己的吉光片羽，只有他打退堂鼓。1932年夏天，蓋斯伯格（Fred Geisberg）邀他，他拒絕；1940年代，巴畢羅里（Sir John Barbirolli）邀他，他也拒絕。
其實，艾爾加的《小提琴協奏曲》篇幅雖長，卻一點都不讓人覺得沉悶；雖沒有朗朗上口的旋律，但從頭到尾維持一貫的抒情，甚至有許多令人心碎的段落。它是貝多芬以來的樣式，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甚至可視為此曲最精彩的亮點。大多數古典小提琴協奏曲在第一樂章結尾處都有一段無伴奏華彩，而艾爾加的協奏曲則採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他把華彩樂段安排在終樂章的結尾附近，並且大部分樂段都有伴奏（accompanied cadenza），使華彩不再是耀眼的炫技，而成為一種深刻的沉思。依艾爾加在樂譜上的註記，弦樂伴奏以「顫音撥奏」（pizzicato tremolando）為之，且「顫音撥奏應使用三到四個手指的指腹輕柔地撥動（thrummed）琴弦」，營造出一種近乎透明的和聲薄霧，使小提琴得以在其中哀婉吟唱第一樂章的「沮喪」、「風信子」各主題。在最後一段無伴奏獨奏之後，整部作品似乎作勢又要重新開始，卻突然急轉直下，小提琴再次奏響協奏曲的開篇主題，隨後再次出現終樂章開頭的輕快節奏，協奏曲就在輝煌的氣氛及觀眾的淚眼中結束。
艾爾加的《小提琴協奏曲》目前已有超過25個錄音，我手邊有三種黑膠版本：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指揮芝加哥交響伴奏帕爾曼（Itzhak Perlman）的DGG版、韓德利（Vernon Handley）指揮倫敦愛樂伴奏甘迺迪（Nigel Kennedy）的EMI版、包爾特指揮倫敦愛樂伴奏坎波利（Alfredo Campoli）的DECCA版。這些都是「雄」霸一方的權威名演，但若論「鋒頭」、「聲量」，恐都無法與尤羅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指揮倫敦愛樂伴奏妮可拉．班內黛蒂（Nicola Benedetti）版相提並論。小「妮」子班內黛蒂彷彿就是為艾爾加《小提琴協奏曲》降臨這人世的，她2020年這份無懈可擊的錄音不僅讓所有前輩黯淡無光，也讓不敢留下錄音的克萊斯勒顏面掃地。只可惜班內黛蒂其生也晚，她1987年呱呱落地時，黑膠已被掃進歷史的角落，此碟當然只有CD。班內黛蒂是義大利裔蘇格蘭小提琴家新銳，35歲就被任命為愛丁堡國際藝術節總監、蘇格蘭皇家音樂學院（RCS）榮譽院長；37歲時未婚生女，同（2024）年嫁給美國小號演奏家馬薩利斯（Wynton Marsalis）。古典、爵士雙料葛萊美獎常客馬薩利斯1983年灌錄小號協奏曲集（如圖）時，班內黛蒂還沒出生，這也提醒我們下回經過托嬰中心時，一定要輕手輕腳，免得吵醒你未來的妻子。
▲（左）班內黛蒂／尤羅夫斯基版艾爾加《小提琴協奏曲》；（右）馬薩利斯灌錄這張唱片時，他的妻子班內黛蒂還沒出生。
艾爾加《小提琴協奏曲》標示著晚期浪漫主義小提琴協奏曲的尾聲，與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相隔104年，作品編號同為Op.61。小提琴協奏曲從Op.61開始、到Op.61結束，這豈是一句巧合可道盡？一百多年間，艾爾加是唯一可以寫出貝多芬式「有料」慢板的英國作曲家，他的《第1號交響曲》在1908年12月3日首演時，獲得爆炸性的成功，慢板樂章剛結束就被觀眾如雷的掌聲打斷，作曲家被要求上臺向觀眾致意。「比利」．李德晚年回憶說：「慢板樂章時，李希特（Hans Richter）噙著淚水低聲說：『噢！這是真正的慢板，就像是貝多芬寫的一樣。」然而，一個寫不出半句「有料」慢板的同胞作曲家蘭伯特（Constant Lambert）卻在1934年出版的《音樂萬歲！――音樂衰退之研究》（Music Ho!：A Study of Music in Decline）中，大肆抨擊艾爾加的音樂「瀰漫著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自鳴得意、傲慢自大和家長式威權」，對蘭伯特而言，二十世紀的音樂還搞得跟貝多芬一樣有料，就是「衰退」的證據。正是這種視抒情旋律為守舊、浪漫感傷為罪惡的紅衛兵觀點，讓艾爾加覺得無法苟同、也不願追隨。艾爾加的《謎語變奏曲》、《威風凜凜進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es,Op.39）或許還有一點日不落帝國的「傲慢自大」，但任何仔細聽過艾爾加創作巔峰期的《小提琴協奏曲》的人，都不可能同意蘭伯特的看法。
註1：艾爾加與多拉的親密關係直到1914年1月，多拉嫁給鮑威爾（Richard Powell）才結束。
註2：1897年7月初，艾爾加夫婦到潘尼牧師家中作客。
註3：兩人育有一子肯尼斯（Kenneth）及一女喬伊斯（Joyce），肯尼斯1916年戰死、喬伊斯1921年死於肺結核，蒙羅與海倫則前後於1925及1927年離世。肯尼斯戰死前，曾後送倫敦醫院，見到未婚妻的小孩，艾爾加百感交集、恍如隔世。
註4：意思是猜的過程比猜到更享受，更何況真正的謎底只有艾爾加知道。
註5：耶格（August Jaeger）也是《謎語變奏曲》第9段變奏〈尼姆羅德〉（Nimrod）的典主。
註6：首演前有兩次私人的半公開性演出。9月4日，由艾爾加彈奏鋼琴伴奏比利；9月8日與克萊斯勒合奏，克萊斯勒顯然很滿意，隔天，他寫信恭喜艾爾加：「你寫了一首不朽之作。」
註7：就像跑全程馬拉松的選手看見跑半馬的人已經向拱門跑去，自己卻還要再跑一趟，光想到剛剛經歷過的上坡、下坡，就兩腿發軟、極度厭世。更傷人的是，曾經叱吒風雲的跑者一旦因傷黯然離開帶給他榮耀的馬場，他會很自然地迴避其他跑者談論馬拉松賽事、完賽成績、訓練菜單，甚至迴避同伴的眼光，那些話會像利劍般字字句句插進昔日王者的心窩。